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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归队”老兵谭昆山,让我们重温一次他的抗战故事
日期:2017-4-11 作者:陈梦真 点击数:321

2017年4月9日,我们又送走了一批抗战老兵,他们从此长眠于民革长沙市委和湖南唐人万寿园联手打造的“长沙抗战老兵身后关怀”项目——唐人万寿园抗战主题园,也被称为“抗战老兵最后的军营”。谭昆山是此次集体安葬的17位长沙抗战老兵之一。

时光倒回三年前,民革长沙市委在全市开展抢救性采集抗战老兵生平事迹影像资料,2014年春天,某个阳光正好的上午,我们在谭昆山老人家中听他讲述抗战故事,他深深陷在回忆中,时而慷慨激昂,时而哽咽流泪,感染着在场的人都跟着红了眼眶。采访结束,老人低头沉默了许久,才渐渐平复了激动情绪……

短短三年过去,我们当时采访过的那些老兵已走了大半。2016年11月5日,谭昆山在长沙离世,享年95岁。他生前交代家人,希望自己百年后能安葬在唐人万寿园抗战主题园,在这里“归队”。

让我们送他“归队”,也让我们重温一次他的抗战故事。

【抗战故事】谭昆山:从乡村教师到抗战英雄
(2015年8月17日登载于长沙民革网) 

第五期“抗战故事”主人公谭昆山,1921年2月出生,湖南祁东县人。1937年参军,编入74军58师172旅343团,后在黄埔军校十八期毕业。先后参加上高会战、常德会战,因作战勇敢,曾担任敢死队长,还得了个外号叫“谭猛子”。现居长沙市岳麓区。)  

从乡村教师到抗战英雄

谭昆山口述 民革长沙市委宣传处整理

我们在为谭老拍摄记录片时,他反复说着一句话:“上高战役的碑林还在不在,那里长眠着他的战友——敢死队员郭占魁”。谭昆山一直认为,大个子郭占魁是替他牺牲的。

除了郭占魁外,谭昆山在提到另外一个人的名字时,也流泪了。和郭占魁不同的是,后者不是扛枪打仗的战士,而是一名救死扶伤的女护士长。在谭昆山头部受伤深度化脓时,这位女护士长用嘴将伤口的脓血吸了出来。这两个人对他都有救命之恩。这些深刻的记忆并没有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淡忘。

一位乡村教师的时代选择 

1920年2月28日,谭昆山出生在祁东县双桥镇双桥村。  

谭昆山的祖父曾就读于长沙的岳麓书院,是一个秀才,家庭经济条件在当地是颇为丰实的。

“但到了我父亲的时候,家里已经破落,祖上置的田产都卖了。”15岁那年,在乡村师范学校只补习了一年,王奕韶将谭昆山留校任教,负责6年级算术的教学。但一个来自于时代的选择摆在了谭昆山的面前。  

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,当时正值暑假,没有教学任务的谭昆山和很多热血青年一样,商量着怎样才能到前线去杀日本鬼子。“赶巧的是,我的老乡,74军58师172旅旅长廖龄奇,正在祁东募兵,我没有多想就去报了名,后来在他的保荐下,我被保送到74军干部训练班,接受为期三个月的培训。”  

从一个手执教鞭的算术老师,到上阵杀敌的战士,谭昆山在尚未成年的16岁即完成了命运大转折。  

“谭猛子”组建的敢死队 

三个月干训班的培训结束后,谭昆山被派往74军58师172旅343团5营8连担任副官。  

1939年2月,春节刚过,谭昆山所在的5营便接到紧急任务——收复江西省高安县上高高地。谭昆山带领四个连的特务长(或称“司务长”)和40多个伙夫,负责为官兵送饭。只吃早晚两顿饭,中餐吃压缩饼干。  

“有一天,我们在执行任务时,发现有陌生人靠近,结果我们一喊口令,对方答不上来。”谭昆山说,意识到情况不妙,谭昆山立即叫伙夫卧倒,“有一个伙夫没有卧倒,结果被两个敌人开枪打死了。我当时立即还击,打中了这两个敌人,但其中一个没有死,带路的老乡去检查鬼子身体时,被装死的鬼子打死了。”这一战后,身材高大的谭昆山,被营长称为“谭猛子”。  

一个月后,谭昆山以敢死队长的身份,开始了他平生最为难忘的一战。  

在高安县西北有一块高地,当时正为日军占领。“当时驻守的日军大概有一个师,且设有碉堡。那个碉堡对我军的进攻威胁非常大,如果不拿掉碉堡,根本无法攻下上高高地。”谭昆山说,由于他前次打仗勇敢,被冠以“谭猛子”的外号,此时已调任第五连代理连长的他,报名参加了军部专门为攻下碉堡而成立的突击队,担任突击队长。 

谭昆山受命挑选50个敢死队员,每人发一把大刀,并进行一个星期的强化训练。  

“大家都知道这次的任务非常危险,所以,临出发前每个人都被要求写一封遗书。”  

一个星期后的一天晚上,营长通知谭昆山,行动就在第二天凌晨1时开始。当晚12点钟,50名敢死队员集中,晚餐后立即睡觉。“为了拿下上高高地,上级已经安排榴弹炮连瞄准敌人的目标,我们的任务是先摸掉敌人的哨兵。”谭昆山说,通过望远镜,他看到碉堡下面有一口水塘,水塘的两边都是铁丝网。  

“当时我们事先约好,如果被敌人发现,就放黄色信号弹,马上撤退;如果没有被发现,就放绿色信号弹,表明可以发动进攻了。”  

谭昆山带着50个队员匍匐前进。但一个问题出现了,就在队员匍匐的时候,队员们发现前面到处都是小铁桶,一不小心碰响了铁桶。谭昆山打出了黄色信号弹,部队开始炮击。双方开始交火。  

谭昆山注意到,在他们的前面有一个日军控制一挺机关枪,疯狂扫射。“必须端掉这挺机关枪!”谭昆山对来自河南的大个子老兵、班长郭占魁说,“老郭,如果我牺牲了,你就代我的职务继续指挥战斗。”  

郭占魁说:“你现在是大家的核心,一定不能牺牲!这件事交给我了。”来不及再说,郭占魁便带着手榴弹,悄悄从高地左侧向敌人的碉堡靠近。  

“当时,敌人的碉堡离得不远,我亲眼看到,郭班长摸到日军的机枪手附近,趁着敌人换弹夹的时候,将手榴弹塞进炮眼。一声巨响之后,我看到郭班长的肠子都炸出来了。”  

机枪哑了,谭昆山放出了绿色信号弹。打到第二天早晨,谭昆山清理战场时发现,带出来的50个敢死队员,只剩下19个人,有31人阵亡。上高高地被拿了下来。  

战争结束后,74军在上高建立了阵亡将士纪念碑。  

“也不知道74军阵亡将士纪念碑还在不在?真想回去再看一看。”谭昆山说。  

“战地日记”里的厂窖惨案

“没有郭占魁,我就活不到今天。那牺牲的人一定是我。”说到这里,老人声音哽咽起来。而第二个让他至今仍念念不忘的人是,在湖南南县厂窖惨案发生后,一个部队女护士长,用嘴将他头部的脓血吸出来,第二次从战场上救回了他一命。

上高会战结束后,谭昆山报考黄埔18期在成都本校学习。毕业后没有再回74军而是被分配到73军。也就是这次重新分配,让谭昆山有机会见证了日军最惨无人道的杀戮。

1943年,日军在南县制造了厂窖惨案。惨案发生后,中国军队发动了最有力的还击,在一场埋伏战中,士兵们用机枪扫射,歼灭了约600多名日军,逃亡的日军连连撤退。不久,中国军队收复了南县、华容、安乡三个县城。大约一个星期后,谭昆山作为作战参谋,被部队派往厂窖。  

“一到厂窖,老远就能闻到一股股的恶臭。”谭昆山说,“当时,正值春插季节,我们老远就看见厂窖镇的田埂上、水沟里、路边,全都是尸体。看到这些,我连脚步都迈不开了。”  

“日本人杀害的大多数,都是当地的居民和少数驻守的士兵。”谭昆山说,由于心情难过,加上尸臭难忍,他有一个多星期没有进食。谭昆山有记日记的习惯,这些惨状都被记在了自己的“战地日记”里。可惜,随着时光的流逝,这些宝贵的战争记忆,都随着日记本的遗失而惭惭远去。  

不久后,谭昆山所在的部队,被调往常德包围战的战场。就在这次包围战中,素有“谭猛子”之称的谭昆山头部受伤,一块弹片插进了头顶右后方的位置,他被送往了军部后方的伤兵医院。当时药品稀缺,他的伤口很快就感染了,高烧达到41℃,情况非常危险。说到这里,老人眼眶再次湿润起来。  

谭昆山说,他至今仍然记得,那位护士长叫戴舜华。当时,那位护士长端来一盆清水,大家都不知道她要干什么。  

“护士长突然用嘴将我伤口上的一块纱布,猛地一扯,我突然感觉到好舒服。”谭昆山老人说,接下来,护士长一口一口地用嘴将伤口里的脓液吸出来,吸一口就用清水漱一口。到最后,戴护士长累得晕了过去。  

“这么多年过去了,那个场景时刻浮现在我的脑海中。”谭昆山说。“三个月后,我竟奇迹般的康复了。”谭昆山出院后,曾想要当面感谢这位护士长,但他再也没有见到过她。“后来,我从医院的院长那里得知,戴舜华在一次战役中护送伤兵时,不幸被日军飞机扔下的炮弹击中,牺牲在一座关帝庙里。”  

“这已经成为我一生的遗憾。虽然没办法当面感谢,但我会记住她一辈子。”  

多年后,谭昆山老人仍念念不忘当年一起杀敌的战友。虽然年事已高,但他对当年很多战友的名字,仍记得非常清楚。他反复念叨着,要是有机会,真想回去看看那些老战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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