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归队”老兵谭昆山，让我们重温一次他的抗战故事

2017年4月9日，我们又送走了一批抗战老兵，他们从此长眠于民革长沙市委和湖南唐人万寿园联手打造的“长沙抗战老兵身后关怀”项目——唐人万寿园抗战主题园，也被称为“抗战老兵最后的军营”。谭昆山是此次集体安葬的17位长沙抗战老兵之一。

时光倒回三年前，民革长沙市委在全市开展抢救性采集抗战老兵生平事迹影像资料，2014年春天，某个阳光正好的上午，我们在谭昆山老人家中听他讲述抗战故事，他深深陷在回忆中，时而慷慨激昂，时而哽咽流泪，感染着在场的人都跟着红了眼眶。采访结束，老人低头沉默了许久，才渐渐平复了激动情绪……

短短三年过去，我们当时采访过的那些老兵已走了大半。2016年11月5日，谭昆山在长沙离世，享年95岁。他生前交代家人，希望自己百年后能安葬在唐人万寿园抗战主题园，在这里“归队”。

让我们送他“归队”，也让我们重温一次他的抗战故事。

【抗战故事】谭昆山：从乡村教师到抗战英雄
（2015年8月17日登载于长沙民革网） 

第五期“抗战故事”主人公谭昆山，1921年2月出生，湖南祁东县人。1937年参军，编入74军58师172旅343团，后在黄埔军校十八期毕业。先后参加上高会战、常德会战，因作战勇敢，曾担任敢死队长，还得了个外号叫“谭猛子”。现居长沙市岳麓区。）  

从乡村教师到抗战英雄

谭昆山口述 民革长沙市委宣传处整理

我们在为谭老拍摄记录片时，他反复说着一句话：“上高战役的碑林还在不在，那里长眠着他的战友——敢死队员郭占魁”。谭昆山一直认为，大个子郭占魁是替他牺牲的。

除了郭占魁外，谭昆山在提到另外一个人的名字时，也流泪了。和郭占魁不同的是，后者不是扛枪打仗的战士，而是一名救死扶伤的女护士长。在谭昆山头部受伤深度化脓时，这位女护士长用嘴将伤口的脓血吸了出来。这两个人对他都有救命之恩。这些深刻的记忆并没有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淡忘。

一位乡村教师的时代选择 

1920年2月28日，谭昆山出生在祁东县双桥镇双桥村。　　

谭昆山的祖父曾就读于长沙的岳麓书院，是一个秀才，家庭经济条件在当地是颇为丰实的。

“但到了我父亲的时候，家里已经破落，祖上置的田产都卖了。”15岁那年，在乡村师范学校只补习了一年，王奕韶将谭昆山留校任教，负责6年级算术的教学。但一个来自于时代的选择摆在了谭昆山的面前。　　

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，当时正值暑假，没有教学任务的谭昆山和很多热血青年一样，商量着怎样才能到前线去杀日本鬼子。“赶巧的是，我的老乡，74军58师172旅旅长廖龄奇，正在祁东募兵，我没有多想就去报了名，后来在他的保荐下，我被保送到74军干部训练班，接受为期三个月的培训。”　　

从一个手执教鞭的算术老师，到上阵杀敌的战士，谭昆山在尚未成年的16岁即完成了命运大转折。　　

“谭猛子”组建的敢死队 

三个月干训班的培训结束后，谭昆山被派往74军58师172旅343团5营8连担任副官。　　

1939年2月，春节刚过，谭昆山所在的5营便接到紧急任务——收复江西省高安县上高高地。谭昆山带领四个连的特务长（或称“司务长”）和40多个伙夫，负责为官兵送饭。只吃早晚两顿饭，中餐吃压缩饼干。　　

“有一天，我们在执行任务时，发现有陌生人靠近，结果我们一喊口令，对方答不上来。”谭昆山说，意识到情况不妙，谭昆山立即叫伙夫卧倒，“有一个伙夫没有卧倒，结果被两个敌人开枪打死了。我当时立即还击，打中了这两个敌人，但其中一个没有死，带路的老乡去检查鬼子身体时，被装死的鬼子打死了。”这一战后，身材高大的谭昆山，被营长称为“谭猛子”。　　

一个月后，谭昆山以敢死队长的身份，开始了他平生最为难忘的一战。　　

在高安县西北有一块高地，当时正为日军占领。“当时驻守的日军大概有一个师，且设有碉堡。那个碉堡对我军的进攻威胁非常大，如果不拿掉碉堡，根本无法攻下上高高地。”谭昆山说，由于他前次打仗勇敢，被冠以“谭猛子”的外号，此时已调任第五连代理连长的他，报名参加了军部专门为攻下碉堡而成立的突击队，担任突击队长。　

谭昆山受命挑选50个敢死队员，每人发一把大刀，并进行一个星期的强化训练。　　

“大家都知道这次的任务非常危险，所以，临出发前每个人都被要求写一封遗书。”　　

一个星期后的一天晚上，营长通知谭昆山，行动就在第二天凌晨1时开始。当晚12点钟，50名敢死队员集中，晚餐后立即睡觉。“为了拿下上高高地，上级已经安排榴弹炮连瞄准敌人的目标，我们的任务是先摸掉敌人的哨兵。”谭昆山说，通过望远镜，他看到碉堡下面有一口水塘，水塘的两边都是铁丝网。　　

“当时我们事先约好，如果被敌人发现，就放黄色信号弹，马上撤退；如果没有被发现，就放绿色信号弹，表明可以发动进攻了。”　　

谭昆山带着50个队员匍匐前进。但一个问题出现了，就在队员匍匐的时候，队员们发现前面到处都是小铁桶，一不小心碰响了铁桶。谭昆山打出了黄色信号弹，部队开始炮击。双方开始交火。　　

谭昆山注意到，在他们的前面有一个日军控制一挺机关枪，疯狂扫射。“必须端掉这挺机关枪！”谭昆山对来自河南的大个子老兵、班长郭占魁说，“老郭，如果我牺牲了，你就代我的职务继续指挥战斗。”　　

郭占魁说：“你现在是大家的核心，一定不能牺牲！这件事交给我了。”来不及再说，郭占魁便带着手榴弹，悄悄从高地左侧向敌人的碉堡靠近。　　

“当时，敌人的碉堡离得不远，我亲眼看到，郭班长摸到日军的机枪手附近，趁着敌人换弹夹的时候，将手榴弹塞进炮眼。一声巨响之后，我看到郭班长的肠子都炸出来了。”　　

机枪哑了，谭昆山放出了绿色信号弹。打到第二天早晨，谭昆山清理战场时发现，带出来的50个敢死队员，只剩下19个人，有31人阵亡。上高高地被拿了下来。　　

战争结束后，74军在上高建立了阵亡将士纪念碑。　　

“也不知道74军阵亡将士纪念碑还在不在？真想回去再看一看。”谭昆山说。　　

“战地日记”里的厂窖惨案

“没有郭占魁，我就活不到今天。那牺牲的人一定是我。”说到这里，老人声音哽咽起来。而第二个让他至今仍念念不忘的人是，在湖南南县厂窖惨案发生后，一个部队女护士长，用嘴将他头部的脓血吸出来，第二次从战场上救回了他一命。

上高会战结束后，谭昆山报考黄埔18期在成都本校学习。毕业后没有再回74军而是被分配到73军。也就是这次重新分配，让谭昆山有机会见证了日军最惨无人道的杀戮。

1943年，日军在南县制造了厂窖惨案。惨案发生后，中国军队发动了最有力的还击，在一场埋伏战中，士兵们用机枪扫射，歼灭了约600多名日军，逃亡的日军连连撤退。不久，中国军队收复了南县、华容、安乡三个县城。大约一个星期后，谭昆山作为作战参谋，被部队派往厂窖。　　

“一到厂窖，老远就能闻到一股股的恶臭。”谭昆山说，“当时，正值春插季节，我们老远就看见厂窖镇的田埂上、水沟里、路边，全都是尸体。看到这些，我连脚步都迈不开了。”　　

“日本人杀害的大多数，都是当地的居民和少数驻守的士兵。”谭昆山说，由于心情难过，加上尸臭难忍，他有一个多星期没有进食。谭昆山有记日记的习惯，这些惨状都被记在了自己的“战地日记”里。可惜，随着时光的流逝，这些宝贵的战争记忆，都随着日记本的遗失而惭惭远去。　　

不久后，谭昆山所在的部队，被调往常德包围战的战场。就在这次包围战中，素有“谭猛子”之称的谭昆山头部受伤，一块弹片插进了头顶右后方的位置，他被送往了军部后方的伤兵医院。当时药品稀缺，他的伤口很快就感染了，高烧达到41℃，情况非常危险。说到这里，老人眼眶再次湿润起来。　　

谭昆山说，他至今仍然记得，那位护士长叫戴舜华。当时，那位护士长端来一盆清水，大家都不知道她要干什么。　　

“护士长突然用嘴将我伤口上的一块纱布，猛地一扯，我突然感觉到好舒服。”谭昆山老人说，接下来，护士长一口一口地用嘴将伤口里的脓液吸出来，吸一口就用清水漱一口。到最后，戴护士长累得晕了过去。　　

“这么多年过去了，那个场景时刻浮现在我的脑海中。”谭昆山说。“三个月后，我竟奇迹般的康复了。”谭昆山出院后，曾想要当面感谢这位护士长，但他再也没有见到过她。“后来，我从医院的院长那里得知，戴舜华在一次战役中护送伤兵时，不幸被日军飞机扔下的炮弹击中，牺牲在一座关帝庙里。”　　

“这已经成为我一生的遗憾。虽然没办法当面感谢，但我会记住她一辈子。”　　

多年后，谭昆山老人仍念念不忘当年一起杀敌的战友。虽然年事已高，但他对当年很多战友的名字，仍记得非常清楚。他反复念叨着，要是有机会，真想回去看看那些老战友。